2019年6月2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主办、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税务硕士教育中心、税收政策与治理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 “减税降费背景下的税收与经济社会发展”主题论坛在京成功举办。此次论坛由十余位来自国内财税界的重量级嘉宾与百余位师生一起，围绕“减税降费背景下的税收与经济社会发展”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院长、税收政策与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为人副教授主持。
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院长、税收政策与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为人副教授主持论坛
首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临时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王新清教授致辞，致辞中王新清副校长表示，随着增值税改革、个税改革的落地和深化，减税降费政策的红利将充分释放；与此同时，它对社会经济可能带来什么样的新影响，成为亟待破解的现实命题。王新清副校长提出的上述问题，也是参与此次研讨会的嘉宾们共同瞄准的靶心。
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临时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王新清教授致辞
随后，王新清副校长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税收政策与治理研究中心新聘任的特约研究员们颁发聘书，并与大家合影留念。
图为王新清副校长为特约研究员们颁发聘书后合影留念
接下来，到场的财税专家们分别就论坛主题一一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朱青教授结合当前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开门见山地指出，面对减税降费“该不该减、能不能降、减什么降什么”的现实拷问，答案是“不减不行、不降不行”。在朱青教授看来，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尤其是消费的增长动力有所减弱，加之投资增速下降过快，内需明显不足。降低增值税税率，对稳增长有积极意义。但他同时强调，如果不考虑支出的需要，只是盲目地减税，只能加大政府的收支缺口，其最终结果就是增加政府的债务。减税问题一定要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下来研究，要从收、支、债三个维度来分析，顾此不能失彼。他认为，从税收与财政的关系来看，税收并不是越少越好，减税应当是一种周期性调控手段，应当借鉴日本“失去的三十年”经验教训，不能作为长期的调控手段。
图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朱青教授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夏杰长结合服务业在当前经济发展中的新变化、新趋势发表观点称，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在国民经济中占据半壁江山和固定资产投资的主战场，是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必然趋势。与此同时，中国服务业成本目前面临着部分行业整体成本上升较快，整个行业用工成本普遍上升，服务业税收贡献高位增长等挑战；具体到中国服务业企业，则反映出服务业承担的税费负担虽有下降但幅度并不明显，其生产经营所涉及各项成本较高，服务业企业融资难且贵。夏杰长认为，在“减税降费”方面，要切实针对服务业企业特点，有针对性地对进项税额抵扣范围进行核定，加大服务业企业“简政放权”改革力度，逐步减少服务业的行政性审批成本，消减不必要的行政制约，剥离冗余的监管环节。
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夏杰长发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分析说，“减税降费”可能会将眼下复杂的经济导入三种不同的发展情景。一是形成减税降费与税收经济平稳增长的良性循环；二是减税降费与税收经济增长的非良性循环，即重蹈日美贸易摩擦带给日本财政经济的覆辙；三是介于情景一和情景二之间的次优状态。基于日本近30年来相近税收政策和实际效果的对比考量，倪红日期待在未来5-15年间能减少紧缩性，采取积极财税政策，促进财税政策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力争在经济增长率、财政赤字率、政府债务率、减税降费规模和利息率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倪红日还在此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对于减税降费政策在企业降成本中的作用不能低估也不能高估；第二，在运用减税降费政策的过程中，需要把握好扩大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规模的“度”；第三，适时把握和调整减税降费政策的力度，而且要考虑政策空间——即财政赤字率和政府债务率的控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发言
“与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的宏观税负并不高，但为何我国居民的税收痛感更突出，而且痛感强于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刘桓在此次研讨会上提出了“财税制度优化的伦理思考”。他介绍说，2013年至2017年，国际平均宏观税负为30%左右，欧美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一般会达到35%-40%甚至更高，我国2019年的宏观税负为36.78%，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他认为，在谋划和指定“十四五计划”的背景下，政府要从国际、国内环境出发，将关注重点放在财政支出方面，他还呼吁税收要“不忘初心”，始终“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并强调财税治理的伦理以及制度优化对确定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意义。“一个社会可以选择不同的税制，但所依据的‘税德’是否优良，只能有社会创建‘税德’的终极目的——增进全社会和每个纳税人的利益总量来衡量。”刘桓进而指出，凡是符合“税德”终极标准的税制就是良税，反之，则是恶税。他强调说，“减税降费”无疑有助于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内生动力、释放内需潜力，以应对风险挑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落实税收惠民政策的过程中，同步推进财税伦理建设也十分重要。
图为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刘桓发言
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央财经大学税收教育研究所所长贾绍华研究员也重点提及了税收制度动态优化的必要性。在题为《减税降费背景下的税收规制调整空间》的主题演讲中，贾绍华分析说，按照官方估计，减税降费总规模将达2万亿元左右，预计约占2019年GDP的2%。一方面，鲜活而复杂的社会经济活动呼唤税收制度与时共进、不断创新；另一方面，税收制度本身也需要结合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优化和调整，在制定规矩的过程中应努力实现理论的创新。在贾绍华看来，“减税降费后，企业对产业的投资会加大，投资转化为储蓄，储蓄刺激就业，就业既可以增加财富，又可以促进投资、储蓄，从而形成经济的良性循环。”但也非常有必要意识到，如果仅仅是在外部经济倒逼的境况下进行税收政策的“查漏补缺打补丁”，往往十分容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致使新政策缺乏协调性、全局性和前瞻性。因此，基于优化营商环境优化、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考量，税收规制如何利用大数据技术、主动创新作为显得格外重要。贾绍华此间还提出了“一减”、“两稳”、“三协调”、“四降低”的观点，即减税力度持续加大，收支收入平稳增长、新兴产业税收稳步增长，级次间、产业间、地区间税收收入增长相协调，宏观税负稳中去降、税收收入增速下降、税收负担明显下降、居民个税负担明显下降。
图为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央财经大学税收教育研究所所长贾绍华发言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刘佐研究员首先分享了关于宏观税负如何衡量的看法，然后以“从油价变化看增值税税率降低后的受益情况”为题，从北京市92号汽油的减税、降价情况简要分析4月1日实施的增值税税率下降以后商家和消费者的受益情况。刘佐研究员从三种不同情况分析减征增值税对商家、消费者的不同效应。他认为对增值税的负担应当要有客观正确的认识，经过精确的计算才可以得出结论。
图为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刘佐研究员发言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付广军研究员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分析了减税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他指出，过去每次的经济下行，我国都选择举债投资作为应对之策，导致了目前中国经济面临巨额的债务问题。未来我国经济发展要靠内需、靠创新，激活内需和创新则需要政府减税，进而得出减税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可行之路这一观点。
图为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付广军研究员发言
中国税务学会学委会原副秘书长焦瑞进提到，研究减税降负要回到税收本质，从税收的基本职能出发研究税收对经济的调控作用。他认为我国此次减税特点及问题在于，第一，结构型减税向普惠型减税转型推进；第二，在普惠型减税基础上更有特惠，比如鼓励双创，优惠特殊群体等；第三，本次减负未简化税制，本轮减税降费大多从各税种角度降低税负，但未从优化税制角度减负。在此基础上，他提出马克思价值体系下高质量发展税收策略，即以简倡优、以轻聚财、以重调控、以捷便民。
中国税务学会学委会原副秘书长焦瑞进发言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税收研究所副所长刘颖教授对于减税降费政策做了简要评价，认为减税降费作为政府调控的手段，在经济环境下应该努力践行“有为的政府”，并极力探求“有效市场”，减税降费是一种调控手段，是经济行为也是政治行为，注重减税降费的效果；通过组合方式，在多个落脚点上解决多方面的问题——保就业，扩需求，降成本，促发展。刘颖教授对进一步完善减税降费进程提出五个方面的思考：第一，减税降费政策的内容应避免对税种基本原理的破坏；第二，减税降费政策的出台应避免税收法制化进程的倒退；第三，减税降费政策的制定应有整体规划而避免碎片化；第四，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应促进税收共治而避免保姆化倾向；第五，减税降费政策的宣传应侧重实施效果而淡化减收金额。
图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税收研究所副所长刘颖教授发言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原涉外分局局长邓远军分享了个人关于“减税降费”实际效果的一些认识，他认为，我国名义减税降费与实际减税降费相背离主要应从内生原因与征管原因两个方面具体进行分析，减税降费具体需要解决减税降费与税收征管问题以及减税降费实际效果两个主要问题。
图为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原涉外分局局长邓远军发言
参加本次研讨会税务硕士教育中心师生同与会专家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减税降费背景下的税收与经济社会发展论坛在各位专家的期许中圆满结束，这也寓意着中国税收政策与治理研究即将揭开新的篇章。会后论坛与会人员合影留念。
图为论坛与会人员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