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失“私淑”师长

——悼念方克立先生

作者：吴十洲（吴卫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教育中心原主任

2020年4月21日，方克立先生永远地睡去了。于公于私，他的逝世，都引起了我极大的悲痛。毫不夸张地说，方先生的逝世，对于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他的怆然离去，也使我失去了一位“私淑”师长。

先生既懂马克思、又懂孔子，是论著如珠玑、执中国哲学科学之牛耳的哲学大师。他的存在不是空虚的偶像，他竭力为善，从不欺妄真理——当面对世界的劫难感到迷茫时，他用哲学有力的辩证理论给予我们以指导、鞭策；当我们与庸俗的斗争感到疲惫的时刻，他又会用坚定的意志与信仰带来特有的滋润，让我们获得无以取代的裨益和鼓励。

三十多年前在南开大学求学时，先生著述的《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和主编的《中国哲学大辞典》就是我们在校生的必读之书。2000年，在先生推荐下，我来到本校就职，不仅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而且还走上了研究生教学的道路。每忆及此，感念至深。

2003年 作者与方克立夫妇在瑞典瓦斯特罗斯

先生是湖南省湘潭人，1938年6月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大先生是知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方壮猷教授。

近日，我在历史学专业研习中，读到1965年冬湖北省江陵望山四号墓考古发掘中那次惊人的考古发现，是大先生率先释读剑上的鸟篆虫书为“越王勾践，自作用剑”的八字铭文，从而命名这柄名贵青铜古剑作“越王勾践剑”。此说如照天烛，力排众议，开辟了这一古史研究领域的新天地。

先生作为中国哲学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从大学时期开始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接受下来，在几十年的理论研究中加以贯彻，并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哲学问题，观察和解释社会和人生现象，他以卓越的理论与实践被海内外学者视为中国国内马克思主义文化派的代表人物。

先生心系国家民族，关注社会进步，2006年，先生提出了“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新见解。“马学为魂”即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为指导原则，“中学为体”即以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中华民族文化为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西学为用”即以外来文化中的一切积极成果、合理成分作为学习和借鉴的对象。

应当特别注意是，先生指出，“中体西用”论对传统文化体用观有一个重要的偏离，那就是割裂了文化之“体”与“用”的统一。这种思路继承了张岱年的文化体用观而又有所变通和发展，将体用二元模式转成“魂、体、用”三元模式，以期对当代中国文化中的马、中、西三者关系作出更加准确的定位。十年中，他围绕这一思路写下大量文章，还参与论战，鲜明表达了自己的主张。

先生就此成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研究方面的国际著名学者，在弘扬中华文化精神、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非凡贡献。

没有伟大的人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物，更谈不上伟大的哲学家。先生的一生是不甘于平庸凡俗的人生，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生，是以思想称圣的人生，靠心灵而伟大的人生。

2019年 作者与方克立院长在望京

大凡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一定曾担当过苦难。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还是人大哲学系一年级学生的先生稀里糊涂就犯了“错误”，受到团内警告。1973年他调入南开大学哲学系时，依旧带着这个“处分”。直到1979年，人大党委、团委来信给他平反，才撤消了“处分”。对此磨难，先生一直泰然处之，令人感佩。

先生把毕生精力用在研究和教学上，认为学术研究是哲学工作者的本分，而培养人才更是个人的乐事和利国利民的大事。他倡导“学行并重，德业双修”的人才培养方针，他心灵的均衡状态令人叹服。退一万步说，即便不论学术，单凭教学上的成果就足以让先生桃李满天下。尤其是先生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后，更加注重对学生人格修养的培养和教育，要求学生不仅要学习好，而且首先要做人好，真正体验、发扬中国哲学的精华。

长期的过度思虑、沉重的案头劳作过多地消耗了他的精力，以致损害了他的健康。令人感叹而动容的是，他在与病魔作拼搏的同时，丝毫没有放松对社会的体察和对学术的探索。

我有幸感受了先生大慈大善的亲灸。多名同事与朋友感慨道，很少有人像先生这样对后辈学人倾注满腔热情，用成人之美的心态对待身边的每一位人，这是只有众望所归的学者与哲坛领袖才能享受的快乐。

先生的学术与精神遗产必将永垂不朽。